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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阅文题,难免会有风马牛不相干的感觉,其实不然,以下容笔者细细道来。

    这里的巨著指的是《实用内科学》,从第一版开始,它就踏上了崎岖之路,当时的作者仅有23位,由他们开启了坎坷的征程,其后的几代上医人沿着这条不平凡之路又走过了65年,作者队伍也日益壮大,及至第15版,已有360位专家参与写作。上医的几代人早已把《实用内科学》看作为上海医学院的一项重要事业,每位专家均对其坚贞不渝,更可贵的是,我们的先贤还具有豁达大度的品格,更有“任其风吹浪打,我自巍然不动”的气魄,使我们的事业得以坚持。时至今日,虽然我们面对物欲横流的新潮,可是我们的专家却能在四年一度的写作季中,每个作者均能抱朴寡欲,潜心写书,不图功利。

    以上这些都属于人品范畴,没有这些优良的人品,这个事业早就夭折了。而这些人品却是在浓郁、向上而又端正的校风中形成的,并代代薪火相传,又成为校风的一部分。由此可见,三者是有机联系的。

65年轨迹的回望

赤胆忠心,精忠报国,带笔从戎

(50年代初)

    1951年,由林兆耆、钱惪二位一级教授倡导,编写一本国内自己的内科学——《实用内科学》,获得其他二位一级教授和广大专家的响应,并确定了23位专家作为第一版的作者。可是当时的形势是:1950年6月就爆发了朝鲜战争,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保家卫国。林兆耆教授于1951年应召赴朝,在完成医疗队的工作之外,为适应战争的需要,编写了“反细菌战”的书,除此之外,为准备解放全中国,解放军在上海淀山湖训练武装泅渡,结果大批战士感染了血吸虫病,南方因此告急。此时由钱惪、刘约翰为首的医务人员,奔赴血防第一线。这样,最初组成的23人编写组,突然变成三条战线:即朝鲜战场、血防战线和《实用内科学》编写。但在林兆耆教授的领导下,合理安排,加上作者奋力苦战,第一版《实用内科学》终于在1952年正式出版,成为65年光辉历程的起始年。

多事之秋,先贤安然,巨著继续

(50年代中至末期)

    1953年朝鲜战场签订了“停战协议”,南方血防战线也告稳定,医学教授乐于见到祖国会出现一个太平盛世,让大家能潜心于医、教、研,并继续发展《实用内科学》这一事业。除第二版未做大的修订外,他们于1954年对第三版进行了修订,而第四版则于1957年完成。众所周知,这一年是个极不平凡的年头,戴自英教授说:这一年我一直关在瑞金医院烧伤病房,抢救丘财康,所以终日不问窗外事,不然,我大概逃不过这一关!其他教授则悉数小心翼翼地安然度过。1959年前,林兆耆教授带领写作班子对《实用内科学》进行重大修订,工作量大。朱无难教授彼时正在离上海20多公里的郊县执行血吸虫防治任务,每周自行车来回一次。周末回沪后,第一件事就是去图书馆找新资料,以更新第四版内容,然后林兆耆教授逐字审核。朱无难教授的文笔在上医是有名的,林教授的审核无须费时太多。但有些稿件,他需修改七、八次,偶而在半夜突来灵感,就起床改几个字。此时恰逢遇上“拔白旗”运动,上海医学院林兆耆、苏德隆两位教授首当其冲。其冲击干扰之巨大,是可以想象的,但第五版却按时于1959年出版,1961年还出了精装本,这是《实内用内学》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再版。

风雨同舟,同舟共济,巨著逢春

(60年代中至70年代中期)

    按计划,第五版出版后若干年,应进行再版。但风云突变,文化大革命于1966年全面展开,全国人民风雨同舟。这段时期对历史的影响,史学者们自有评价,笔者只想说些“同舟共济”的事。众所周知,在这个特殊时期,新专业书是没有的,旧书则早已销售一空,成千上万的医生无书可读,又无师可问。为了解除患者的病痛,大家手抄《实用内科学》,后又刻钢版油印,增加产量。他们用这种形式的第五版《实用内科学》来充实自己,造福人民。纵观此举,足可见中国医生的责任心。这是共济之典范,感人肺腑。出乎意料的是,当时的卫生部主政者能体谅大广大医务人员的苦衷,并在1970年卫生部发出正式文件,要求上海第一医学院修订《实用内科学》,出版第六版,以满足广大医务人员的需求。于是林兆耆、戴自英等教授被重新启用。说来也奇怪,二位先贤分别在两家医院工作。但是在两家医院的军宣队对他们的评价竟然会惊人地雷同,那就是:“厕所扫得很干净”。是的,二老无论是看病、做研究还是写书向来是一丝不苟,连扫厕所也是如此。他们忍辱负重,不计前嫌,很快就深入到《实用内科学》的再版工作中,这是我所要说的“同舟共济”的第二个故事。值得一提的往事是,当年医学院军宣队对林兆耆说,要他做好再版工作,以“立功赎罪”。此举给老人造成过重负担,因为预计第六版将有二百万字。林教授习惯于逐字审核,个别稿子还要审上七、八次,这任务怎么完成啊?这让他夜不能寐,终于久虑成疾。其后,第六版的组织工作由戴自英教授协助他完成,1973年的第六版出版时为二百零二万字。大书一出,广大医务人员为之雀跃,“同舟共济”的第二个故事至今还在传诵。

 

改革开放,形势逆转,老将新传

(7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

    随着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大地回春,知识分子纷纷活跃起来,要把过去年代的失落弥补回来,《实用内科学》编委会忙于策划第七版。可是文革后,国家经济处于崩溃之边缘,学校之财政是捉襟见肘,不可能支持这项工作,而数百万字的新版,需要许多老专家集中在一地,进行两到三个月的总审,其花费不菲,钱从那来?这是老教授从未遇到的新问题,但必须自己解决。于是戴自英教授、陈灏珠教授找到某省委领导,他们答应在庐山提供住宿和简单伙食,交换条件是为省里的干部做医疗咨询。1979年夏天,戴教授带领一批教授在山上日夜审稿,还要进行医疗咨询,共计二月余。生活相当清苦,陈灏珠教授有感而发,曾作诗一首,其中有“餐中常无肉”“解渴靠山茶”二句,能概括山上的生活。1981年,该书首次以上下二册问世。

    1984年又开始筹备第八版,由于财政状况同前,又得靠专家自己设法。这次是在淮阴总审,我们设法举办了“抗生素”“心血管”“血液病”等进修班,用收取的学费来支持二个多月的总审费用,后被称之为“淮阴模式”,上一次则被称为“庐山模式”。老将写新传,总算度过了两个版次。

物欲横流,正谊明道,两相对峙

(90年代中期至今)

    对于目前存在的时弊,有许多描述,诸如物欲横流、浮躁成风和急功近利等,无疑对《实用内科学》有着相当大的冲击,我们从不回避这一现实。这里可举一例说明:按规定,《实用内科学》中的普通疾病应写五至六千字,再版时必须搜寻新文献以更新流行病学、发病机制、实验室诊断方法和治疗等方面的内容。选定文献内容后,再书写成文,完成更新,一般需十个小时左右。而实用内科学的稿酬标准在医书中虽属于较高的,但六千字的稿酬一般不会超过千元。但如用十个小时去讲学、会诊或参与商业活动,其收入将是写书的许多倍。在今天的世风之下,人人都会算这笔帐。可是,从第十版《实用内科学》至今日的十五版,历经六个版次,共二十四个年头,我们坚持四年一版。这就意味着,新版出版两年后,就得筹组新班子、编写新目录、定编委、选作者、布置书写。其后的两年,作者进行编写,秘书收齐文稿后编委进行初审、分编负责组织分审、然后总审。所以组织者和秘书需花费一年多时间在这本书上,这笔经济账就无法算了。我常说,我们《实用内科学》班子从不谋私利,因为也无利可图,也从不计其功,因为上海医学院历来规定写书和晋升无关。这是怎么做到的呢?应归结于“正谊名道”校训潜移默化的影响,归结于先贤的数十年的榜样。用现代语言来说,正能量在《实用内科学》中还是占有上风的,不然该书绝对走不到这么远。

校风人品,相辅相成,成就功业

    从《实用内科学》第一版的23位先贤到今天第十五版的360位作者,他们在65个春秋中共同铸造了一段历史。这是一段在中国医学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奋斗史,从以上65年轨迹的追溯,我们可以见到以下一些可圈可点的优良人品。

    这就是“国难当头,为国分忧”。当年先贤们义无反顾地奔赴朝鲜战场和淀山湖军人训练基地, 并奋力做到从戎着书二不误;“多事之秋,不为所撼”,先贤们以人民为重,让巨著不被干扰,令其得以为继;“忍辱负重,同舟共济”,文革期间,忍辱负重,为民苦苦耕耘, 让第六版《实用内科学》能绝处逢生;“国力不足,自筹以辅”,创立了庐山、淮阴二个不同的筹款模式,使巨著又一次转危为安, 并再次得以为继;“不谋其利,不计其功”,360位作者以此抵制“物欲横流”,在中国创造了连续六个版次, 四年一版的奇迹。

    今天会有人说上医人好傻!是的,有一位名人曾说,世上成大事者都是“傻子”,因为他们从不左顾右盼,不思东想西。认准65年前先贤们定的目标之后,就勇往直前。再看看《西塞尔内科学》,已经是第二十四版, 走过90年的历程,中国人没有理由要落后于西方。

    以上的个人品格,他们是在优良校风之中逐年锻造成的。上海医学院的校风可以用校训进行很好的铨释,这些校训就是“严谨、求实”“正谊、明道”。前者是每个医生教师必须做到的,不然你对病人的诊断会偏离事实,科学研究就会失实。而对“正谊明道”的理解,因各人思想境界的高低不同而异,要做到完美,真的要有相当高的境界。对《实用内科学》作者这个群体而言,已如文前所述,都已达到一定高度,究其原因,我想再追溯一个故事。

    这就是汤飞凡的住事。他被誉为“东方巴斯德”“衣原体之父”,是公认离诺贝尔奖最近的中国人。1928年,颜福庆致函汤飞凡,信中写道:“中国人自已的医学院需要你。这里不能给你荣华富贵,也不能成名成家,但可以提供一个为同胞服务的机会。”汤飞凡欣然接受,离美来中央大学医学院(上医前身)任教。而颜福庆提出“正谊明道”的校训则是在1934年。可见,他在此前就有了一整套治学思想,即一切为了祖国同胞的健康!但无法给你荣华富贵,类似黄埔军校的说词:“想升官发财的别进来!”这套治学思想形成于建校之初,所以,从第一届毕业生林兆耆开始,就接受了该思想。在《实用内科学》中他对大家的影响应来得更加直接。90 年来,薪火不断,代代相传,属“上医基因”的传承。

    所以,优良的校风成就全校师生的优秀人品,后者又为校风增光,二者相辅相成。有这两条,学校才能做出大事。巨著仅仅是笔者所举的大家都熟知的例子,其他领域如科研及医疗,这规律也同样适用。愿上海医学院的校风日臻完美,有优秀人品的人日益众多,成就日渐丰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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