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 爱 无 疆

——原上海医科大学援外医疗50周年纪实（三）

周建莹

 

多  哥

 

    多哥，位于非洲西部，热带雨林气候，全年平均气温27℃。首都洛美，亦是国内最大城市。

    上海医科大学从1974年11月至1983年3月，在长达八年四个月的时间里向多哥的洛美和拉马卡拉市共派出了6批医疗队，援外队员肩负光荣使命，离开故土和亲人，远赴非洲。在那个终年炎热的地方，蚊虫无处不在……疟疾、伤寒、支气管炎、寄生虫病和腹泻病高发，肺结核、肝炎、艾滋病等传染病肆虐，医疗队员们随时有被感染的危险。然而他们克服重重困难，用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无私的奉献，竭诚为受援国人民服务，为维护受援国人民健康、增进我国同受援国的友谊作出了积极贡献，赢得了“民间大使”和“白衣外交官”的美誉。

 

1981年5月，多哥拉马卡拉驻地全体医疗队员合影

 

张灵恩：多么淳朴的病人、多么友善的同事，想念他们！

   

    文革结束后不久的1977年2月，儿科医院儿内科张灵恩医生即将随援外医疗队去多哥洛美国家总医院分院工作，为期两年零三个月，待遇每月补贴40元人民币。对于这一决定，医院领导特地找张医生谈话5分钟，所以所谓谈话也就是通知而已。当时，张医生的儿子3岁，爱人远在安亭工作，但她只字不提家庭困难，当即接受了领导的安排，“我是党员，当然应该服从组织决定！” 她说。

 

张灵恩（左）朱关珍（右，妇产科医院）在多哥洛美国家总医院分院与多哥护士（中）合影。摄于1979年多哥洛美。

   

    中国医疗队的到来，洛美国家总医院分院如同一家中国开办的医院：所有科室（内、外、妇、儿、针灸……）全是中国医生领衔，张医生所在的儿科配备了多哥一名助理医师和一名助理护士，两年的合作和相处，大家十分友好融洽，张医生一再说：多哥同事对我们真好！。

    多哥气候炎热，蚊虫肆虐,百姓贫穷，因此各种传染病和寄生虫病高发。张医生说她曾接诊过一位年龄很小的患儿，三度营养不良，瘦得皮包骨头，肺结核病引起肺部空洞，像这样的肺结核病患儿还不少呢，孩子真的很可怜！还有镰状细胞贫血，它是染色体显性遗传性疾病，患者大部分是非洲黑人，患儿出生半年后，症状和体征逐渐出现，因为从小发病，所以生长发育不良，容易感染伤风感冒尤其是肺炎，贫血、黄疸和肝脾肿大，会发生充血性心力衰竭、肾功能衰竭，最后导致死亡。中国医生能做的，尽可能缓减患儿病情，让孩子不那么痛苦！

    当地病人十分尊重医生，就诊时脱了鞋、光着脚恭恭敬敬地进入医生诊室，张医生不无感慨地说：“那些贫穷纯朴的非洲百姓，尽管没受过多少教育、不具有多高的文化水平，倒是令我们更同情尊重他们；相比国内部分病患和家属凌驾于医生之上的不尊重，五千年的历史文明，这起码的尊重人的文明去了哪儿？儿科医生的流失部分应该缘于此吧。”

 

为多哥小患者诊病

   

    除了每天门诊、病房的常规医疗工作之外，援外医疗队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即总统、总统夫人和总统孩子的每月定期4次的私人保健工作。张医生每次与妇产科医生一起去总统住地，为育儿室中的孩子作保健，妇产科医生则为总统夫人作保健，每次去，总统卫队队长十分恭敬地为她们开启大门。两年的保健工作，她们与和善、平易近人的总统夫人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回国临别，总统夫人特地赠送了亲笔签名并贴有本人特写照片的贺卡，快四十年了，张医生保存完好：“那是一段凝结着纯真情谊、无法忘却、值得纪念的美好时光！”

    张医生过去在学校学的是俄文，后来学习英文，这次出国之前抓紧时间突击了法语，掌握法语能够与多哥同事交流，但那些非洲黑人病患不会说法语，为了能够与病人直接交流、更好地为他们诊病治疗，必须学会多哥语言！于是，她向助理医生虚心求教多哥语言，老师教的负责，学生学得认真。不多久她可以与病人进行简单对话了。

    整个中国医疗队员住宿在一幢楼中，而援多哥的法国医生则一人住一幢别墅。洛美缺水，住宿地经常断水，每天只能等到午夜12点有水了才能洗上澡。大家住在一起，为了省钱，头发长了互相剪；上街买菜轮流去。医疗队有从国内带去的厨师和司机，因此吃饭不成问题，出行也没问题，问题是那辆每天供大家上下班乘坐的轿车为7人座，而实际乘坐人数达11位，于是大家挤作一团，小小的车子硬多塞了4个人。车到目的地，车门打开，大家鱼贯而下，一个、两个……附近的多哥闲人看着就会好奇：这人怎么会下不完呢？他们仔细看看这辆车，车子不大呀！这中国人是否会变魔术呢。多哥人十分尊重堂堂中国大医生，而中国人自己把自己搞得好没面子！张医生至今说起仍然忍俊不禁。

    多哥气候炎热，多哥政府提出为中国医疗队住宿处安装空调，中国医生们听说后欢呼雀跃，结果被中国大使馆回绝掉了。大使馆有空调，他们根本体会不到医生的艰辛；或者说文革刚结束，有些人还是左得很；还有就是中国官员轻贱自己的同胞。张医生至今说起还愤愤然。

    每月一次的大使馆信使，是大家最渴望见到的人！思乡的情绪一直浓浓地萦绕在每个人的心里，只是大家嘴里都不说，生怕一不小心勾出思乡的泪水。这是漫长的两年啊！

    时间已经过去了三十九年，当张医生翻看当年那些与多哥医院同事和病患的合影时，她轻轻地摩挲着微微泛黄的照片，深情地说：“真想真想再去看看那个地方啊！多么淳朴的病人、多么友善的同事，好想念他们！”

 

胡德昌：可怕的传染性寄生虫疾病

 

    1981年3月，中山医院胡德昌医生担任援多哥医疗队副队长兼任党支部书记，赴多哥的拉马卡拉市医院工作，为期两年。

 

1983年3月，传染病房迎送新老医疗队员合影留念

   

    胡德昌医生曾经专攻流行病学，后转为临床的传染内科。多哥传染病肆虐：疟疾、伤寒、寄生虫病、肺结核、肝炎、艾滋病……正因此，援多哥医疗队选中了胡医生，而且委派他担任队长并兼任党支部书记，他坚辞队长职务，因为他认为已经担任了党支部书记，不能党政一把抓，至多担任副队长，配合队长工作比较适合。

    医疗队到达多哥的拉马卡拉市医院，医院的硬件设施当然无法与国内医院相比，尤其中山医院在国内是数得上的大医院。中国医疗队无偿援助了很多药品：其中有当地最需要的抗菌素和抗寄生虫药。

    多哥实行医药分开制度，医生看病开方，病人凭处方可选择在医院或外面药店购药。城市药店较多，购买药品便利，药品主要依赖进口，但价格较贵，贫穷的多哥病患无钱买药，患病后一拖再拖，病情越拖越严重。胡医生说，1982年3月他曾接诊过一位黑人小患儿，因穷困小病不看，结果因感染造成心包化脓、积液，最后拖成了败血症，就诊时病情已是十分危重。医疗队对他进行了抢救：抽液化验、心包切开引流、全身抗生素治疗，最后抢救成功！

    多哥有一种寄生虫——几内亚线虫。这种寄生虫幼虫在水中被中间宿主剑水蚤吞食，人因饮入这种剑水蚤的水而被感染，幼虫在人体内逐渐发育为成虫，雌虫长达60～120公分，雌虫在皮肤下向腿部或足部移动，当患者与水接触时，虫头顶开皮肤伸出前半段身体向水中一次可排出超过50万个幼虫。“60～120公分长的寄生虫！”，我听得头皮发麻。胡医生则淡淡地、稀松平常地说：“用线扎住露在皮肤外的虫头部，然后慢慢往外拉，有时需要几天的时间才能把60～120公分长的虫体全部拉出，这也是唯一的治疗方法，所以预防很重要。”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机构自1986年开始实施根除几内亚线虫病计划，确定了保持水源安全、有效管理控制患者和提供卫生教育三大策略，之后取得了明显成效。

    胡医生说，在传染病中，脑部疟疾是人类中枢神经系统中最常见、最严重的寄生虫感染性疾病，也是疟疾中死亡率最高的一种。中国兰州工程队援建总统大会堂，第三年，一位中国工程师感染了脑型疟疾，抢救无效死亡，总统为他举行了国葬仪式。我们中国医疗队部分队员被蚊子叮咬后也感染过疟疾，治疗及时痊愈了。

多哥当时的总统纳辛贝·埃亚德马出生于拉马卡拉市的一个小山村，总统夫人长期在那里照顾患有关节炎的总统母亲。中国医疗队的内科、外科和妇产科医生每月去小山村为老人诊病，这也是医疗队的一项工作任务。

 

左一当地医院护士长、中间胡德昌教授、右一当地医院院长

   

    胡医生介绍了医疗队在多哥的生活状况：“我们这一代大部分人都能够吃苦，所以并不觉得当时的生活有多苦。拉马卡拉是热带草原气候，气温高达40多度，但我们住宿条件很好，2～3人住一幢别墅。外国援多哥的医生可以带家属同行，中国没有这样的先例。中国与外国医生相处很是融洽，他们会经常送水果给我们尝鲜。多哥的水果很多而且便宜，随处可见香蕉、菠萝、芒果、椰子。但是吃菜便没有那么幸运了，菜价贵过水果，而且品种稀少，即便是少量的蔬菜有时也不能保证新鲜。这对于爱吃蔬菜的中国‘上海宁’来说，不吃蔬菜极其痛苦，于是我们开始尝试着自己挖地种菜，四季豆、冬瓜、韭菜、萝卜……怎么样，蛮丰富吧！两年下来，我们都成了种菜能手。噢，我的刀功连我们随队的中国厨师都赶不上呢！每个月，当地驾驶员会带我们去首都洛美作一次采购，中国人喜欢讨价还价，当地小贩怎么算都算不清楚。”胡医生开心地笑着说，仿佛又回到了当年的时光。

    说起业余生活，胡医生说很丰富啊！拉马卡拉有一个援建多哥的中国兰州工程队，工程师中很大一部分是上海人，这些上海人工程师当年也是上海援建兰州时内迁过去的，如今他国遇老乡，那种欢欣真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每个周六，工程队开车接医疗队员去他们那儿看电影，八十年代初，文革结束不久，文化艺术一下解禁，各种外国片、港台片看得大家眉花眼笑。医疗队需要修修改改的动手活儿，工程队立马过来帮忙；同样，工程队有人头疼脑热的，医疗队马上为其诊治。胡医生说：“以后，我们各自回国了，那些上海工程师退休后也都回了上海，他们看病还是会来找我们诊治。我们经常聚会，经常谈起在多哥的那段难忘的经历，这也是缘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