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识之光
范 英
大学生涯，奠定了我的根基。当我有了医学专业的知识和素养后，眼光和知识结构完全不同了。
我是1950年进入上海医学院学习的。上医，这个让世人瞩目的全国一流医科大学，培养了无数医学界精英和救死扶伤的天使。而我作为特殊年代的幸运儿，是由军人转为学生的。这是新中国刚成立时中央政府一个非常英明的决策，就是选派一批年轻的解放军干部进大学学习，让他们有足够的知识担当建国任务。当领导上决定我去上医读书时，我欣喜万分。
学医，一直是我的梦想，也是我父母的期望。我出生于1925年，我的童年和少年是在战乱中度过的。当抗日战争进入高潮的1942年，我作为失学青年，投奔了抗战前线的淮南根据地，成为新四军中的一员，在军队卫生部从事临床化验工作。1949年8月，我由华东军区卫生部调来上海军管会，在上海卫生试验所任军事联络员。
1950年9月，我作为“调干生”进入上海医学院医疗系读一年级。当时一起入学的还有薛和、陈化、洪滔、李林，她们都是比我更早参加抗日的皖南干部，同在新四军中从事医务工作。我们都是穿着军装入学的。
我们中除了陈化，其余四个都是有孩子的妈妈 ，可谓“妈妈大学生”。进校后，我们与考入大学的年轻学子们同吃同住，学习同样的课程，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由于我们文化基础较差，遇到复杂难懂的问题，老师常在节假日放弃休息给我们辅导。那时新中国刚建立，共产党在人民心中威望很高。
进校时，我已有了一个5个月大的男孩，我把孩子交给保姆带，全身心投入到学习中。一年后，我们因工作需要休学。那时，抗美援朝战争打响，李林、洪滔、陈化被派去外地执行国家任务。我因怀孕在身，留在上海参加其他工作。一年后我与洪滔又回到上医，插班到1951年的班中读二年级。
上医一贯以学风严谨、教学质量高著称。我们的老师是一批德才兼备的全国知名医学专家，其中有16位是由国务院任命的一级教授。在名校名师的指点下，我如饥似渴地学习各门课程。在上医学习的这几年，我又生了三个孩子，这对原本基础不好的我，更增添了难度，但我还是坚持参加每门课的考试。
当遇到孩子生病我不能来上课，老师很能谅解，会给我课外辅导，同学们也都友好地关心我，同桌的沈蓓郁、叶端复同学常帮我补抄课堂笔记，传授老师上课的内容，我也尽最大努力做到不缺课。在老师和同学的热情帮助下，1956年我与全班同学同时毕业。五年的大学学习，我不仅系统地学到了医学知识，更让我铭刻在心的是上医特有的校风、学风和科学思维方法，以及师生和同学之间的真诚友爱和帮助。
1956年我毕业后，留校在微生物教研组任助教。那时，微生物教研组主任是林飞卿教授，她是全国著名的微生物学专家。林教授学识渊博，学风严谨，教学上要求非常严格。那时我最大的拦路虎是英语基础差。林教授亲自辅导我，其他讲师也帮助我，尤其是高骥千老师对我的帮助最大。高老师是我们教研组病毒研究的负责人，为了帮助我提高英语，他不仅耐心指导我阅读有关英语病毒学书籍和期刊，还将沈鼎鸿教授和他一起主编翻译的一本《人类病毒学及立克次氏体感染》中的两个章节：“疱疹病毒组”、“水痘及带状疱疹”由我翻译。我竭尽全力按时完成。感谢高老师对我的培养，同时也很感激其他老师帮助我修改文稿和校稿。
除了教学，我还参加高老师指导下的肠道病毒和肝炎病毒的研究，并在林飞卿教授指导下参加麻疹病毒分离等工作，教研组还派我到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病毒室进修一段时间。在上医工作的8年中，尽管工作忙，孩子小，运动多，但我的业务能力还是有了很大提高，当1964年我被调到上海市卫生局科研处工作时，我已有了一定的学识和能力，特别是上医的治学和工作方法，让我终身受益。
刚到卫生局时，正是我们国家处在振兴经济，并把科学技术放到重要地位时期。当时上海的医学科研已经取得了不少科研成果：如大面积烧伤抢救成功，断肢再植成功，均为国际首列，在心血管疾病和中西医结合等方面也领先于全国，我全身心地投入到上海科研管理工作中。但只干了两年，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我去崇明干校劳动了三年。
当1970年我再回到上海市卫生局科研处工作时，上海的医学科研已遭到严重破坏，恰逢那时社会上病毒性肝炎流行，尤其是乙型肝炎，还有肠道传染病（代号2号病）也流行，民众中有恐慌情绪。于是我们组织全市有关专家大协作，重建病毒实验室，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开展了临床治疗等。另外，肿瘤、呼吸道疾病和针刺麻醉项目也由专人负责展开，当时上海的医学科研在全国是恢复得比较快的。尤其是文革后，上海的医学科研迅猛发展，在肿瘤的防治、病毒性肝炎、显微外科、心血管疾病以及遗传免疫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进展，有些填补了国内空白。这主要是科研人员辛勤工作所取得的，也是各方协作、共同努力的成果。
1985年底，刚满60岁的我响应中央号召，办了离休手续。不久，我受到上海市卫生局返聘，投入到“2000年上海卫生发展战略研究”项目中，我担任该项目副组长，兼医学科研发展专题组组长。我一下子又有了如鱼得水的快乐，非常珍惜继续工作的机会。
1986年9月，上海市科委医学专业委员会成立，这是由本市的48名医学科技专家组成的咨询机构，我担任常务副秘书长。委员会刚成立，就受市科委和市卫生发展战略研究组委托，组织了“恶性肿瘤”、“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病毒性肝炎”等11个重点项目专题组，开展研究，参加这些项目的共有136名专家。那时，我国的国际领先项目有：烧伤、显微外科、肝癌等，但侧重在临床方面，基础理论研究与国际先进水平还有很大差距。
我为这些专题小组开展研究做了很多组织、协调工作，并参与编写《2000年上海卫生发展战略研究》和《卫生发展战略研究理论与实践》两本书。“2000年上海卫生发展战略研究”的科研项目，获得上海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此研究项目结束后，我集中精力主笔编写《上海卫生志》中的“医学科技”篇章，以及《上海科技》（1949-1999年）中的“医学科研”篇章。
没想到，退休后我还能为上海医学科研发展尽微薄之力。就这样，我退而不休的又干了10年。这些年，我似乎比先前更忙，因为赶上了大发展的时代，也让我看到上海医学科研发展的美好未来。
当我70岁完全退休后，进入老年大学学电脑、学摄影，上医不仅教会我如何学习和工作，也熏陶了我的艺术修养和更广泛的兴趣。
50年代的大学生，是最纯洁的一代，也是新中国委以重任的一代。我们每年年初四，都会有同学聚会。我们这个班出了许多优秀人才，有人成为院士、院长、专家、教授，也有在联合国卫生组织成为领导者，更多的人是在各地医院发挥了杰出作用。不管什么头衔，同学们在一起，感情又回复到了当年。在美餐中，大家喜笑戏笑，其乐融融。尽管都已是金秋之岁，但睿智和活跃不减当年。我们同学间还设立了网站，几个积极分子传递各种精彩信息和精湛艺术，給我们晚年生活带来很多情趣。
上医，我的母校，是我的知识之源，工作的基石，快乐的馨乡！
作者简介：范英，1925年生于江苏南通。1942年参加新四军，从事医务工作。1956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医疗系，留校教学。1964年调入上海市卫生局科研处工作。1985年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