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顺章教授是我国著名流行病学家、复旦大学流行病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笃学不倦，初踏公卫之路
为什么踏上公卫之路？1932年11月27日俞顺章教授出生于上海的一个医学世家，祖父俞凤宾是我国早期知名的公共卫生学专家，与上海医科大学创始人颜福庆教授等一起创办了“中华医学会”，开创了中国现代医学。叔父俞焕文是我国著名的流行病学家，曾任中央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系主任、教授，解放后任军事医学科学院研究员、流行病学系主任，与苏德隆教授是同门的师兄弟。在这之中，叔父对他的影响极大。叔父曾经参加抗美援朝反细菌战等重大公共卫生工作，向他介绍了很多当时战场的情况以及苏联公共卫生的现状。战火纷飞，百废待兴，中国与苏联在公共卫生卫生方面的差距牵动着俞顺章教授的心。在祖辈影响下，俞顺章教授耳濡目染，从书香门第走进医学圣殿，坚定地踏上了公共卫生之路。
俞顺章教授在高中毕业后，于1950年考取了中国医科大学。1956年从中国医科大学以出类拔萃的成绩毕业，作为我国首批流行病学研究生，就读于上海第一医学院，拜于苏德隆教授门下。当时读研条件艰苦卓绝，且正值上医第一年实行双重培养。俞教授一方面听苏德隆教授授课，另一方面还要听苏联专家授课。“每晚12点后摸着泥墙回宿舍，早晨6点起床又要锻炼。学业非常紧张。但‘治病救人，保障公众健康’的理想一直激励着我闻鸡起舞、废寝忘食地学习，有时候似乎也就没有那么疲惫了”，俞教授说道。
自此，从1956年至今，半个多世纪，近一个甲子，俞顺章教授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将毕生精力都投入到公共卫生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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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疫区，智斗血吸虫
第一年考试和学习结束后，俞教授马不停蹄地投入论文设计和工作。临近毕业前，全国由于血吸虫病的严重危害，正在大搞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电影《枯木逢春》中，也描写了血吸虫病的相关症状：“小伙长得像小孩，脖子挺着象丝瓜，肚子隆起像冬瓜”。得了血吸虫病的病人，尤其是青少年，严重地影响了其生长发育，而他们正是祖国的未来。
“血吸虫病能否被消灭”引起了广泛讨论。苏德隆教授认为“作为生物界的一个物种，血吸虫是很难被消灭的；但作为人体内的一种寄生虫，血吸虫病是可以被消灭的。”但当时他被打为“右倾”，也因此受到批判。当时正好毛主席在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提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同时他利用在沪的时间进一步征求专家的意见。1957年，毛主席接见苏教授，毛主席问：“血吸虫病3-5年能消灭吗？”苏教授说：“不行。”毛主席又问：“那么5-6年呢？”苏教授说：“不一定。”“那7-8年呢？”最后苏教授说“试试看吧”。“试试看”，寥寥三个字，一诺千金。上级把全国血吸虫病最严重的灾区——青浦，交给苏德隆教授解决。于是苏德隆教授作为导师交给俞教授一个课题——“研究血吸虫病对人民健康的危害”，还带领这一批年轻人包括年轻的俞顺章教授进驻青浦，开始血防试验田工作。
当时青浦条件落后，没有电灯，就点油灯；没有高速公路，出门几乎都要靠划船。青浦地区血吸虫的病情极为严重，随便搬开石头，就可以发现石头下密密麻麻的都是钉螺，情形非常骇人。在当地，俞教授和同学做了各种各样的事情来消灭血吸虫病，灭螺、治病、抢救病人、治理牲畜，都是他们亲临前线。“一身泥，一身水，一身汗”是对俞教授他们当时工作的最贴切的描述。经过不懈的努力，反复研究试验，他们终于将病情分析透彻，摸清了血吸虫病的规律。按照“灭其宿，毁其居”的方针，在摸索中进行探究。在和当地群众共同努力下，终于消灭了血吸虫。
1970年，俞教授接到了新的任务——前往索马里支援当地防治血吸虫。当时我国支援索马里的农工在非洲得了血吸虫病。“到底是国内带去的，还是国外感染的？能否治疗和预防？”中央组织了一个队伍，俞教授一行6人被派往索马里支援当地的医疗人员，搞清血吸虫病的来龙去脉。语言、文化差异等困难并没有让俞教授退缩。他们针对索马里当地的情况，建立了一套血吸虫防治措施，有效地控制了当地埃及血吸虫疫情的流行。正巧又碰上当地流行霍乱，俞教授和同事夜以继日地救死扶伤。当地的人民从一知半解到后来的心存感激，从开始的不理解到后来的热情配合。俞教授又一次战胜了血吸虫！
前期8年的艰苦奋斗，加上后期共35年的不懈努力，血吸虫病才算真正被消灭。俞教授荣获了“消灭血吸虫大功”的荣誉。“血吸虫从当初肆虐中华大地，到如今被我们消灭、控制。让我明白了事在人为的道理，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只要坚持不懈，一定能战胜它”，俞教授慷慨激昂地说道。
一波又起，再战肝癌
从索马里归来后，上海的血吸虫基本被赶尽杀绝。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到了七三、七四年的时候，新的公共卫生问题出现了——中山医院的肝癌病人人数剧增。经过调查，病人大多来自启东和海门一带。俞教授赶赴一线，亲临当地启火葬场检查尸体，发现绝大部分尸体都有肝腹水症状。苏德隆也亲临现场调查，他们两位做了大量研究，发现了特殊情况：北面都吃流动水的人患肝癌的比率远低于南面都吃沟塘水的人。他们提出一个假设——水里含有引起肝癌的物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俞教授又花了20年时间，从水里面找到了可能和引起肝癌有关的物质。经过一系列研究后，他发现蓝藻毒素是最为关键的促癌物质。于是他认为不管是什么水都要处理、净化之后再使用，提出了七字方针“管水、管粮、防肝炎”，任何水都要经过处理净化才能使用。上海市实施了“管水、管粮、防肝炎”的七字方针，自此肝癌的死亡率和发病率都大大下降，尤其是发病率的下降，更是体现了预防为主的重要性。
一脉相传，上医精神
“有人说上医精神是江泽民的题字‘严谨、求实、团结、创新’，上医有专业的作风，做事很严谨，不搞虚的；要求实，实实在在解决问题；另外我们要团结起来，研究这些疾病需要团队的精神，大家都是要‘抱团’。”俞教授语重心长地说。
俞教授认为上医的精神是“防病治病，预防为主”。上医很早就成立公共卫生学院，颜福庆校长还兼任公共卫生学院院长。他很重视预防工作，也很注意培养预防医学人才，苏德隆教授就是他最得意的门生之一。除此之外，他还培养了一大批预防战线的“战士”，原上海防疫站主任等为我国公共卫生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人才也都毕业于上医。他们都是上医精神的传承者，上医传奇的缔造者。
任重道远，砥砺前行
俞教授认为，从总体来讲我国的预防医学人才还远远不够，所以我们作为新一代的上医学生要能挑起重担。虽然很多疾病的防治已经看得见“曙光”，但是很多新的传染病又不断出现威胁着我们的国家，比如寨卡。消灭疾病仍然是任重而道远。
“上医培养出的人才一直以来都是出类拔萃的。你们是希望的一代，能够使老百姓安居乐业，能够真正完成中国梦，要靠你们这一代。所以你们学好知识、锻炼好身体，要吃得起苦，上得了前线，干得了活，这就是我对你们的期望。”
本次访谈小组：
林金榕、陈勃昊、刘爽、陈仕敏
——转自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