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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爱 无 疆

 

——原上海医科大学援外医疗50周年纪实(一)

                                           周建莹

   光阴荏苒,时光飞逝,中国援外医疗已走过了半个世纪历程。半个世纪,在人类医学数千年的璀璨星河中,只是沧海一粟,然而半个世纪的斗转星移,作为中国外交工作重要组成部分的援外医疗,在中国医学史上,刻录下一段真实的记载。1963年4月6日,根据周恩来总理指示,中国政府应邀向非洲国家派遣了第一支援外医疗队,当时,中国自己尚缺医少药,但中国人民把自己的优秀儿女派到了非洲。从此,一条金桥,架在了中国同发展中国家之间。

   从上世纪60年代上海第一医学院到后来的上海医科大学,再到2000年后复旦和上医合并,整整50年几代上医人积极参与援外医疗事业,在遥远的疆域外发扬上医“为人群服务”精神,用许多平凡但又不平凡的故事书写下不菲的一页:

   它,记载着上海医科大学及附属医院援助的11个主要为非洲、其次为亚洲和大洋洲国家的救死扶伤国际人道主义精神;

   它,镌刻着197人次的援外医疗队员肩负祖国重托,告别亲人、不远万里、满腔热情、尽心尽责地为受援国人民的健康,忘我工作、无私奉献的高尚医德;

   它,展现着医疗队员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和精湛过硬的技术能力,治愈了大量常见病、多发病,因地制宜成功开展高难度手术,救治了无数生命垂危病人;

   它,发挥着重要而独特的外交作用,在提升中国国家形象、扩大中国国际影响、维护中国国家利益作出的杰出贡献;

   它,印证着为增进我国与受援国之间的友好,以外交使节的亲和力,赢得受援国上下一致的交口称赞,与当地人民结下了深厚友情;

   它,讲述着的那些令“上医人”引以为傲的往事,被烙印在那遥远的土地上,也留驻在了一批批医疗队员们的心里;未来将继续着“大爱”精神——薪火相传、延绵不断、源远流长……

  索  马  里

   索马里位于非洲大陆最东部的索马里半岛的赤道线上,有“非洲之角”之称,奉伊斯兰教为国教,只有语言没有文字。

   索马里,人世间所有苦难的浓缩,一个让人心疼让人震颤的国家:成人绝望无助的眼神、孩童骷髅般的肢体。索马里:黄沙漫漫耕地紧缺、河流稀少高温少雨、蚊蝇成群一地废墟;极度贫穷,没有土地没有家,儿童入学率世界最低;极度饥饿、没有食物,营养不良率世界最高,每年数万人死于营养不良,尤其五岁以下儿童;医疗卫生保健在非洲最为落后,缺医少药极为严重,首都摩加迪沙享受医疗服务者只有三分之一,边远地区更无从谈起,新生儿、儿童和产妇死亡率世界最高,婴儿死亡率高达25%,每年千余麻疹、5000余疟疾、6000余急性水样腹泻患者大都为5岁以下儿童,人均寿命不到47岁。

从1840年起,英、意、法殖民主义者相继入侵和瓜分索马里,1960年7月1日索马里独立,成立索马里共和国。1960年12月14日,同中国建交;1963年,索马里舍马克总理访华;1964年,周恩来总理首访索马里。

    1965年5月,根据国家卫生部要求,上海派遣了为期半年的第一支援索马里医疗队,复旦大学附属医院部分医生随队前往,因种种原因,半年延期为两年半:第一批于1965年5月-1967年11月;第二批于1967年10月-1970年2月,最后结束了援助索马里的医疗任务。

顾同进:“神针”;总统和总理的保健医师

   顾同进为上海华东医院内科医生,毕业于1955年,1965年5月被挑选为上海市第一批援索马里医疗队时,已有十年临床工作经验。

 “当时市卫生局组建的这支17人医疗队全部是青壮年,能够成为首批医疗队员,首先是业务能力强、专业出挑,平时表现好,工作积极;然后是政审,直系亲属、社会关系清白;好多业务尖子政审不合格,政审合格的业务上不是尖子,很难挑,要求很严格。我能够被挑选上,应该也是一种荣誉。”今年已85岁高龄、仍每天上班并还在看专家门诊的顾同进教授开心地笑着说。

   顾同进本科毕业工作后,曾脱产两年参加中医研修班的学习,索马里没有中药,但是针灸只需要几根银针,比起其他治疗显示出简便的优势,这下顾同进有了施展功夫的用武之地。

   那些被顾同进称为“东痛西痛”的患者,立马感受到了手到病除、立竿见影的针灸疗效,贫穷质朴的当地百姓对他的针灸技术十分崇拜与敬仰,尊称为“神针”。消息传开,前来治疗关节痛、腰肌劳损、胃痛、头痛的患者每天排着队等待治疗,顾同进忙得不亦乐乎,深受患者欢迎。顾同进说:“当时我也没想到针灸的疗效会这样好,比在本国的疗效还要好!”

   医疗队出发时带足了援助药品,医疗仪器没法再带了,患者的检查和治疗都用当地医院的医疗设备,这些设备相比国内明显落后。顾同进在门诊时遇到一位患者,凭着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简陋的设备诊断出患者为风湿性心脏病二尖瓣狭窄症,必须手术才能治愈。医疗队外科医生用简陋的设备成功地进行了手术,这下轰动了整个地区!如此的心脏大手术在当地是史无前例的,中国医疗队因此声名大振。当然,这与顾同进的前期诊断正确大有关系。

   医疗队刚到首都摩加迪沙时,在索马里援医的还有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及苏联等国家派出的医疗队。“我们上海医疗队当时奉行24小时医疗待命,随叫随到,服务热情周到,别国医疗队员上午上班2、3个小时,下午各自在自己的私人诊所收费接诊;我们无偿提供药品,就诊不用付费;而且医疗技术高超。所以,中国医疗队在当地不仅受老百姓敬重,同时受到当地政府官员欢迎,这一阶层的家庭成员有病时,不到平民医院看病,也不请平民医院的医生看病,而是请为少数人服务的意大利医生看病,但是包括总统、总理和部长等经常找我们这些在平民医院工作的中国医生看病。因病人都找中国医生就诊,没过多久,那些外国援助医生纷纷回国,最后就由我们中国医疗队独自担当当地医疗援助事项。”顾同进说起往事无比骄傲。中国医生以治病救人为重、对事业尽心尽责的表现,成为当地美谈,这些既是一种评价,也是一种赞扬。

   顾同进医生接着说:“刚到索马里时语言不过关,大使馆派了翻译,大使馆工作人员通过翻译知道我们经常为索马里政府首脑看病,真正感觉到了我们十分了不起!所以大使馆官员都十分尊重我们。”

右一索马里总理侯赛因、右二索马里总统顾斯曼、右三顾同进。 摄于1965年11月5日

  “当时,任索马里的总统和总理出国参加非洲首脑会议时,提出请中国医生担任他们的保健医生随同出访,我与医疗队普外科的副队长被挑选为他们的保健医师同行。这样的信任何等的弥足珍贵!”时隔近五十年,顾同进教授说起这段往事、说起对中国医生的信任,是那样的自豪,为自己是一位中国医生感到无比骄傲!为五十年前周恩来总理的英明决策,使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够扬眉吐气地站立于世界而敬佩不已!

巫善明:磨练与艰辛,是最好的学习机会和宝贵收获

   巫善明是前上海市传染病医院(现复旦大学附属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传染科医生。

   1965年5月他被挑选为第一批赴索马里援外医疗队,这其中有两个原因:非洲索马里卫生环境极差,随地大小便、蚊蝇成群飞,百姓没有食物极度饥饿。因此,成人尤其儿童营养不良、贫血;传染病肆虐:腹泻、伤寒、疟疾、登革热、埃及血吸虫病、肺结核、结核性腹膜炎、肾结核,当地极需传染科医生;巫善明正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夜校读法语班,所以被挑选为第一批医疗队队员。

1965.6-1967.12巫善明(前排右二)参加中国赴索马里医疗队任队长全体男同志摄于驻索大使馆正楼大门前

   回忆五十年前的那段援索马里医疗队的难忘岁月,巫善明对于“艰辛”二字的叙述并不多,更多的情感表达倒是因为经历磨练得到了最好的学习和实践机会,是人生最宝贵的收获。他无比感恩这两年半的经历。

   医疗队到达索马里后,一半队员留在首都摩加迪沙的一家医院,巫善明和其他队员则被派往相当于当时国内公社卫生院的勃莱特温州州立医院工作。

   大约半年后的1965年年底,勃莱特温州卫生局局长夫人高烧一个月未退,请了包括意大利、前苏联等医疗队的医生诊治均不见效。因当时中国医疗队刚去不久,当地官员并不了解中国医生,后经人推荐,巫善明作为中国医疗队中唯一的传染病医生,上门去给局长夫人会诊。经仔细检查,巫善明果断诊断为“对氯霉素耐药的伤寒症”。因病人病程拖延较长且病情又重,其他国家医生建议转埃及开罗或意大利救治,但巫善明担心飞行途中出意外,便根据国内的医疗经验以及出国前学习过的外国文献,果断提出运用大剂量青霉素的施救方案。在请示医疗队领导及被中方大使馆获准后,巫善明连续对病人用了两周的大剂量青霉素,高烧终于消退,症状也明显缓解,接着又继续巩固治疗了一周,最后,病人转危为安了。

   明确诊断、大胆施救。这一病例的成功抢救,令索马里人民迅速了解了中国医生的医疗水平,为中国医疗队赢得了极好声誉。英国BBC电台在标题为《中国上海医疗队在索马里》报道中说:“中国上海有一支年轻专家医疗队活跃在索马里,医疗技术高超,抢救了无数危重病人,十分值得赞扬。”

 

巫善明与索马里医师在一起

   北临亚丁湾、东濒印度洋的索马里盛产贝类,州卫生局局长特地到大使馆送了两箱精美绝伦的贝壳类标本以示感谢。

   巫善明接着又讲述了另一则故事。

   “有一次中国大使发烧,身上出现红斑点,肌肉痛、骨头痛。此病因骨头痛得厉害,老百姓称之为“骨折病”。阿拉队里医生拿不准是什么病,只知道是病毒感染,请意大利医生会诊后明确为登革热。在他们指导下,从没有见识过此病的我们真是长了不少见识,懂得了如何诊断和治疗。之后,一起去的医疗队员有80%-90%感染过此病。后来我们还遇见了埃及血吸虫病、脑型疟疾等国内从来没看到过的病症,幸好当时我带着一本《热带病学》的教科书,结合临床边看边问边学,受益匪浅!” 这位28岁的上海青年医师在双肩担起援助医疗的艰辛与责任时,又全身心地投入到饥渴的求知中。

   “传染病不像其他毛病,你没看到过,那是绝对学不到的。”在讲述索马里整整两年半的援医历程时,巫善明历数了近十种当时他救治过的烈性传染病:伤寒、疟疾、破伤风、狂犬病等。“这的确是难得的学习机会,所有的磨练与艰辛,都是最好的学习和实践机会,收获的是临床经验,更是人生的获益。因此,与国家、与个人,都是值得的!”巫善明感慨万分地说起十多年前的一件往事:“2001年上海举办APEC会议期间,参加会议的文莱国务部长因发烧和肌肉痛入住上海东方国际医院,澳大利亚医生诊断为登革热。因是传染病,晚上七点我被请去急会诊。我询问了病史,病人小时候患过登革热,应该有免疫力了;经检查,病人身上没有红斑点,于是我排除了澳大利亚医生的登革热诊断。验血报告出来后,证明我的诊断是对的。登革热的临床诊断经验就是当年在索马里学到的。六十年代末越战期间,我曾赴广州军区卫生部专门讲授脑型疟疾的救治措施。这些施救措施也都来自于我在索马里积累的临床经验。”

   1965年底,也就是医疗队到达的半年后,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发生战争,距离边境只有20余公里的勃莱特温能够清楚地听到枪炮声,医疗队员们感受到了战争的恐怖。两国交战必有死伤,当时出于政治立场,医疗队请示大使馆:万一两个国家都有伤员送来,是两个国家都救治还是只救治一个国家的伤员?大使馆回复:救死扶伤不分国籍,人道主义没有疆界。医疗队员们明白了: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中国政府援外宗旨——救死扶伤、人道主义精神。

   原计划半年的援助期最后延长到了两年半,当我询问是何原因时,巫善明豪情笑答:“那是因为阿拉上海医疗队表现出色,索马里总统、总理和人民勿舍得大家走,特意向周总理要求的。”

刘永良:救治濒死病人的“拿手戏”—— 大剂量静脉注射青霉素

    刘永良是前上海市传染病医院(现复旦大学附属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传染科医生,1967年10月-1970年2月他参加了上海市第二批援索马里医疗队,整个医疗队由内、外、骨、儿、妇产、传染、放射、药剂、检验、麻醉科,手术室护士等13人组成。

    刘永良说起四十七年前入选医疗队的情景:“那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一年多,我被选派为中国援索马里医疗队队员,当时正值大动乱时期,造反派占领了医院,封存了医院全部人事档案,卫生局不得不偷着打开并查阅到了我的档案。紧张而严格的选拔,在高度保密状态下进行,许多人接到通知时,离出发仅有3天时间了。经过政治审查合格后,我于9月份离开传染病医院,赴北京,接受卫生部出国人员的三天培训。培训内容主要是注意事项和外事纪律;援外医疗是政治任务,必须一切行动听指挥,多请示多汇报;过好语言关、气候关和生活关,与当地百姓打成一片等。”

    当他回忆起离开祖国、离开亲人的那一刻,如同昨日:“三天培训后医疗队从北京出发途经上海虹桥机场转机,那时的虹桥机场,还是军用机场,没有几架民用飞机。那天由上海市卫生局发车把医疗队队员家属直接接进机场为我们送行:妈妈、夫人,4岁的女儿和还在吃奶的6个月大的儿子,怀着依依难舍的亲情登上了法国航空公司波音707客机。上机后很长一段时间还沉浸在留恋之情中——那将是一段两年半的惜别。”说起往事,刘永良依然如此情深。在大爱面前,援外医疗队队员毅然放弃了小家的团聚,愿为医疗援外事业奉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医疗队到达索马里后第二天,前往首都摩加迪沙的玛蒂诺医院与第一批医疗队交接,于是上任了。玛蒂诺医院原是一所军人医院,后改为平民医院,与其说是医院,倒不如说更像一所兵营。正面铁门上方是拱形的法文医院标牌,进门后两旁是横向的四排形如营房的病房,分别为内科、外科、骨科、小儿科、妇产科,由于医疗队一名儿科医生尚未到达,刘永良便身兼内科与小儿科两科之职。医院每一个病房配有一名意大利嬷嬷,管理病房资产和指导索马里护士的护理工作。

    当地政府很尊重中国医疗队,入住在总统的私人别墅里,医疗队自己配备了一辆英国Landlord越野车,由随队的中国驾驶员每天早上7点接医疗队员们从住处去大使馆吃早餐,晚餐后送回住处。8时医院派面包车在大使馆门口接大家去医院上班,晚上下班医院再送大家回大使馆吃晚饭。

    刘永良说:“我们上班先到病房查房,病人不多,住满也不过20人;9时半开始门诊接诊,每天就诊人数约40位。这里治疗和药品都是免费的,药品依赖国际援助和由中国医疗队从国内带来,医院没有的药,病人自己到外面去买,贫困者没有钱只好作罢了,所以索马里人口期望寿命很低。

    索马里妇女不节育,生育得多,然而新生儿因饥饿和营养不良,骨瘦如柴,死得也多。由于当地卫生条件很差,加上缺水,腹泻是儿童的多发病,就诊时有的已重度脱水,奄奄一息,病死率很高,索马里的风俗是人到临死时不让医生抢救,说是影响平安升天。”

    在索马里,一般政府官员和富裕有钱人不会去玛蒂诺这样的平民医院找医生看病,但访问过中国的官员也会到贫民医院找中国医生看病,他们信任中国医生的技术水平。

    刘永良向我讲述了一件事:他如何运用创新医疗技术——大剂量静脉注射青霉素令病人得以起死回生。这件事足以说明索马里人信任中国医生的技术水平到了性命相托的地步:

    索马里工业部部长的夫人从耶路撒冷朝圣回来后,高热呕吐昏迷,颈项强直,家属坚持请中国医生出诊。医疗队中只有刘永良能够诊治,上门初步诊断为病死率极高的化脓性脑膜炎,病情危急,必须立即收治入院抢救。因风险太大,于是请示大使馆。使馆人员回答:向家属说清楚病况和抢救难度及风险。最后家属仍然坚持由中国医生救治,于是刘永良把病人收入单人病房。

    为了明确诊断,刘永良对病人进行腰椎穿刺,这是一种安全可靠的检查方法,它对脑膜炎、脑炎等颅内疾患的诊断有决定性的意义。被抽出的脑脊液外观呈脓性,尽管当时当地没有细菌学检查仪器和试剂,但是凭临床经验应该是肺炎球菌引起。刘永良考虑病人去耶路撒冷朝圣非常艰辛,在疲累抵抗力下降的情况下,肺炎球菌很容易入侵致病。事实证明刘永良最初的判断是正确的。

    青霉素是肺炎球菌敏感的首选药物,当时国内尚未使用大剂量静脉注射青霉素,只是使用大剂量肌肉注射青霉素。刘永良考虑到使用肌肉注射青霉素不易透过血脑屏障,脑脊液内不能很快达到治疗浓度,往往会失去抢救时间,造成高病死率。善于用心用脑的他,根据以往对临床病例的研究,已经完全掌握了如何使青霉素发挥最大效用的方法,即“拿手戏”,他果断地立即使用大剂量青霉素静脉注射和输液进行治疗。只一天,病人体温开始下降,两天后神志转清,一周后基本康复,他神奇般地把病人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这正是:诊断明确,对症下药,药到病除,立即生效。

    中国医生救活一个濒死的脑膜炎病人的消息不胫而走,轰动了整个索马里,当地报纸在头版进行了报道。索马里工业部部长亲自到中国大使馆表示感谢,送上珍贵礼品,其中包括一对象牙。

    一年后刘永良被派往勃莱特温州州立医院工作,那里的医院为兵营改建:一间医生办公室、一间护士办公室;病房特大,靠边两长排病床。护士技术水平很差,只会肌肉注射,静脉输液由医生完成。

    为了更好地为平民百姓服务,医疗队员每两周去70公里外的边远地区巡回义诊,平民百姓得知,从远处赶来,当地卫生所组织好病人,医疗队一到,立即看病给药,每次接诊完所有病人、带去的药全部发完才结束。其他国家的专家根本做不到这些,因为他们很难适应那里艰苦的生活环境,而中国医生则在那样的地方满腔热情地工作着,送医下乡巡回医疗是中国医生的独创。

    1969年10月,在医疗队即将到期回国时,索马里发生军事政变,刘永良正在离开首都摩加迪沙700公里外的医疗点上。医疗队接大使馆通知:毛主席语录本、外文版的所有宣传品全部销毁;作好自卫准备,床底下放铁棍,以防万一。政变的头天晚上,有零星枪声,第二天清晨,大家从门缝往外看,住处四周有荷枪的军人站岗,是保护还是监视不得而知。医疗队员们守在住处,没有出去。一天后军人撤退,知道没事了,医院通知大家去上班。本来可以按时回来的医疗队,由于要观望新政权的对华态度,以决定国内是否继续派第三批医疗队来索马里,所以这第二批医疗队延期三个月回国。

气候关、生活关、语言关

    中国医疗队在索马里首先面临的是“三关”——气候关、生活关、语言关。

    索马里地处赤道,大部分地区属热带沙漠气候,西南部为热带草原气候,没有四季的变化,只有夏天,每天晴空万里,没有一丝云彩,由于阳光太强,出门必须戴墨镜。中午时分,炙热的太阳直逼下来,地上看不到自己的影子。这儿的气候只能用一个字形容,那就是“热”。那么,到底有多热呢?日光直晒下的温度可达60度,把50摄氏度的温度计放在院子里,晒崩了,汽车外壳被晒得要灼伤人,放在沙漠中的鸡蛋会凝固。队员们工作和休息之处没有空调,只有小小的风扇,在边远地区巡回医疗,环境更是艰苦。

    索马里全境终年高温少雨,全年雨季一个月,所谓雨季就是下几次小雨,有钱人利用这个雨季存储生活用水,没钱的人没有这个条件,每天吃和用就1啤酒瓶水:渴了喝,早晚用来洗脸洗身子。医疗队员们的饮用水必须用电炉烧开,否则一喝就拉肚子。

    因卫生环境恶劣,蚊蝇肆虐,得忍受蚊虫的叮咬,很多队员都得过疟疾,之后有了免疫力,也就不怕被蚊叮虫咬了。

    索马里河流稀少,只要一下雨,沙漠马上泛青,如果有水的话,自然条件应该不错。河岸附近有耕田,队员们硬是在沙漠里种上绿叶蔬菜,尽可能改善生活。索马里信奉伊斯兰教,不吃猪肉,买猪肉须到特定市场,价格昂贵,尽管每1-2周才能吃上一次,但队员们已是很满足了。

    大部分地域为游牧区,牧民很贫困,没有固定的住处,在沙漠上搭个棚,没有草席,更没有床,全家就睡在棚内的沙土中;无家可归者,到哪睡哪,晚上露天睡沙漠;条件好些的在树上搭个窝,像鸟巢一样,医疗队员们戏称为“树上人家”。

    索马里男人大多上身赤裸,一条中国产的方格布床单白天围着下身当衣服,晚上盖在身上当被子,脚穿塑料凉鞋,有的干脆打赤脚;女人头裹纱巾,身上裹一条四五米长的尼龙纱花布,百姓的生活维持在生存的底线上。

    医生在索马里最受人尊敬,能够享受到一般使馆人员享受不到的最高礼遇,国庆观礼除了邀请大使外,医生是受邀请的重要贵宾。索马里政府要员为表示友好,经常邀请医疗队医生参加一些喜庆活动或者家宴。刘永良说:“每次出席宴会前,大使馆人员会提醒我们:索马里食物实在难吃,最好前一顿饭不要吃,尽量饿着肚子,否则会咽不下去。一次我们参加索马里一位议员的家宴,主人非常隆重,在家中花园内,洁白的长布铺在地上,长布上放着大盘的水果、米饭、手抓羊肉,宾客围着长布席地而坐。穆斯林不喝酒,饮料是羊奶、骆驼奶、可乐和橘子汁;吃的是抓饭,在大盘米饭上放着大块羊肉,浇上羊油,拌上盐,先用右手把米饭和一下,索马里人认为右手是干净的,左手是上厕所用的,如果须分割大块羊肉,也是两人分别用右手帮衬着把羊肉撕开。”

    刘永良说起这顿饭,记忆犹新:“我右手抓米饭先捏成团,再把饭团送到嘴边,用拇指推进嘴里,一股浓烈的羊膻味,差点呕出来,立马想起了使馆人员的行前提醒‘难以下咽’!国宾宴会上的待客饮料——骆驼奶,主人边倒给我们边说:‘这骆驼奶很新鲜,刚挤出来。’看着脏兮兮的骆驼,这奶实难下咽。想起‘与当地人民打成一片,这是政治任务’时,并且为了礼貌,强颜欢笑地说:‘好吃,真好吃。’主人听后很高兴,真诚地说:‘那好,下次我一定再请你们!’天!希望这一顿尽快结束,千万不要再有下一次。”

    索马里人称自己是驼民。索马里是世界上饲养骆驼最多的国家之一,日常生活离不开骆驼,从古至今家家户户都饲养骆驼,少的十几只,多的几十乃至上百只,被索马里人视为家庭的财富与荣耀,国家的标志和象征,因此享有“骆驼之国”的美誉。

    牛羊肉、骆驼肉是索马里的主要食品,说起吃骆驼肉,巫善明说:“对上海医生来讲,这骆驼肉真的是一种难以下咽的食物,半生不熟,挑一块最小的伸着脖子硬吞下去。因为出国临行前,卫生部副部长亲自同大家谈话:‘生活上要尽力克服困难,工作上要全身心投入。总之,这是政治任务。’所以,再难吃也必须吃!”

    当时,驻索马里的中国大使给全体医疗队员提出的要求是:24小时服务有叫必应;遵守纪律全天候驻扎医院;学习索马里语言方便服务。政务参赞则鼓励:你们每天做的事,不仅是给自己书写历史,更是体现毛主席的“救死扶伤,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医疗队员们就是胸怀这样的政治目标与崇高精神,在短短的2、3个月内迅速攻克了语言关。

即便单调的日子也能调剂得有滋有味

    援外生活,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单调。

援外医疗队从国内飞索马里途中,在埃及开罗转机,于是埃及金字塔和尼罗河畔留下了援外医疗队员的足迹。医疗队员们由使馆工作人员陪同一起参观游览了金字塔、狮身人面像和尼罗河。建于公元前2600多年的埃及金字塔是埃及古代奴隶社会的方锥形帝王陵墓,为世界八大建筑奇迹之一,大家参观了开罗郊区吉萨的最大的最具代表性的三座金字塔,其中包括狮身人面像。尼罗河长6,853公里,是世界上最长的河流,古埃及的文明依靠尼罗河而形成和兴旺,蓝天白云下清澈的尼罗河上扬着三角彩帆的白色游船轻盈荡漾,快艇则飞速穿梭而过,现代建筑群鳞次栉比错落有致地耸立在尼罗河两岸。尽管只有短短一天的时间,但这一切在当时闭关自守的中国,如同梦幻一般。

     虽然援外医疗队队员身在异国,但他们对祖国的挂念和亲人的思念从来没有停止过。他们与国内亲人联系的唯一方式是书信,短短的家书,寄托了长长的思念;遥远的路途,割不断紧密的感情。国内和索马里信件来往被放在X线不能透射的袋子里,每月一次由外交部大使馆的信使进行交换。医疗队如果不在首都,须派人坐飞机前往使馆领取。那年月,医疗队员们盼星星盼月亮似地盼望着信使的到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国外最受欢迎的人就是信使。每月从国内来信时,个个欢欣雀跃,蜂拥而上,团团围住取信人,争先恐后地“抢走”信件之后,便静坐在自己的房间里仔细阅读来自祖国亲人的消息。没有人说话,没有人交流,没有人想吃饭,大家都沉浸在读信的激动、喜悦、幸福之中。遥远的异国他乡,援外医疗队队员们透过纸和笔,在字里行间传达着对祖国、对家人深深的思念。也只有在那时,才真正体会到了何为“家书抵万金”。

     记忆力惊人的刘永良侃侃而谈援外医疗队在索马里的生活细节:

    “生活在索马里很枯燥乏味,没有什么文化生活,每天三点一线,住地、大使馆和医院,到了周末和星期天哪儿都去不了,就呆在住处。

    大使馆有放映机,也有许多电影拷贝片,但当时正处于文革,能放映的就是8部革命样板戏,还有《东方红》、《龙江颂》、《杜鹃山》、《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等,颠过来倒过去地反复看。有时实在无聊,不知是谁在影片放完之后,不倒片,直接倒过来放,这下搞笑了:下地道变成从地道里冒出来、茶壶向杯子倒茶,变成杯子里的茶被吸进茶壶嘴,对话声和音乐变成叽哩哇啦,引得大家开怀畅笑,呵呵,自娱自乐。

    星期天有时集体去几十里外的印度洋海边游泳,那里有着开阔的白沙海滩,在非洲的烈日照射下十分耀眼,光脚走在上面灼热烫脚。一望无际蔚蓝色的清澈海水,涉水其中,感觉海底平坦、沙砾细腻。潜水海底可看到许多海洋生物:水草、珊瑚、海星和各种鱼群。每次我们都会好奇地采集一些珊瑚和彩色贝壳。尽管在烈日下游泳会被灼伤,皮肤红烫疼痛、起泡脱皮,但大家还是乐此不疲。

    索马里热带水果很多:香蕉、椰子、木瓜等。有时我们会去香蕉园参观,过人高的粗壮香蕉植株上挂满一串串沉甸甸的香蕉,非洲的香蕉个儿大,一串有十几斤重,我们在大使馆吃饭时成串的香蕉随你拣熟的吃。有时车子开过海边椰树林,靠近树冠的椰叶下挂着不少椰子,索马里黑人徒手快速爬上高耸冲天的椰子树顶,砍下卖给我们,他们用刀剥去椰子皮,在椰壳上打开一个口,我们举起椰子仰脖一口气喝完椰子汁,真是清香可口,回味无穷。木瓜像椰子一样也是长在树杆顶部,索马里人采摘时用一根长棒,在瓜柄处顶一下,木瓜便掉落下来,刚采摘下的木瓜青涩不好吃,放一段时间变黄成熟就能吃了,木瓜有一种特殊的味道,从开始时的不爱吃,到后来的越吃越想吃。”

    第二批医疗队的一些医生曾经委托回国的第一批医疗队员为家人带些国内尚没有的尼龙内衣裤,结果在海关被认为是黄色物品而扣下没收,后来知道没收的物品都被海关工作人员私吞了。还有巫善明收到的州卫生局局长特地到大使馆送的两箱精美绝伦的贝壳类标本;刘永良收到的索马里工业部部长送到大使馆的珍贵礼品,其中包括一对象牙等,巫善明和刘永良按照规定,将收到的礼品上交给大使馆。大使馆说年底会将所有礼品进行编号,大家抽签分发。可是医疗队员们从来没有被通知抽签、也没有分发到过礼品,倒是大使馆工作人员手中经常有手表、打火机、闹钟等物件,据说是抽到的。承担了抢救风险和付出了辛劳而因此收受到的那些来自真诚感谢的礼品,被”近水楼台”的人私分了,时隔那么多年,他们谈起往事、谈起腐败还会感到愤愤不平。

    当时国家规定每人可买三大件,即收音机、照相机和手表;绒线限定两斤、的确凉布料也限量,但打成毛衣和制成衣服不限量。每人每月发放生活费40元人民币,还有可理两次发的104个当地先令,为了省钱,大家互相理发;大使馆冰箱内有自费的、国内尚没有的可口可乐等冰镇饮料,但两年多谁都没舍得花钱喝一瓶。国内生活用品匮乏、实行计划供应,因此大家尽可能平时不花钱,可为家人带些日用品回国。

    医疗队员们被安排每月有一次集体上街购物时间,开车出去,停在一个地方,把大家放下,可自行活动,但必须双人同行。每次上街,大家都用节省下的钱为家人买些物件,一些医生为家人买了些尼龙内衣裤,为了不再被海关没收,回国时便把五条尼龙裤一起穿在身上,最后顺利过关。

中国援外医疗队远涉重洋,为索马里人民带去了健康和友谊,为中国赢得了信任和支持。亲历援外,医疗队员们感知到索马里人民的真诚和淳朴,留下了历久难忘的深刻印象。医疗队员们与当地人民广泛交往,彼此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成为民间“大使”。时光流逝,至今,中国人仍然是索马里人最喜欢的“外国人”,中国人民和索马里人民之间的友谊历久弥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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